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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是极其枯燥的，我常常困在浩瀚如海的数据中无法自拔，直到有一天凯歌导演跟我说，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牺牲了197653人，换个角度想，是一个人死了197653次，这个人是中国人，名叫志愿军。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写的是战争中的人，关乎人的信念、情感、关系、成长。我们要让这部巨构体叙事的三部曲史诗电影，具有人的体温。”
作者：天天
编辑：蓝二
版式：王威
导演陈凯歌与编剧张珂
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以近12亿人民币的票房和各平台评分第一的成绩，成为了今年国庆档乃至整个10月的翘楚。
对于《志愿军》三部曲编剧张珂而言，这是他从业以来第一次“解锁”如此宏大的战争史诗电影的谱写体验。最幸运的是其中真正的创作默契，“虽然我与陈凯歌导演的年纪差了几十岁，但是我们在关于电影的审美，对于电影中如何去表现人物、表现一种中国式的浪漫主义这些核心问题上，有很多的共通之处”。
而恰是这些关键的共识，塑造出了这部战争史诗中的扎实与浪漫。
“战争中的人”，是剧本立住的关键
在剧本创作阶段，陈凯歌与张珂就达成了“人物和情感是重中之重”的共识，张珂也继续坚持“个体命运才是观众最容易共情的”人物创作观。
在正式创作之前，关于戏中的人物，他们就聊了有十几天——包括人物的前史、现状、性格、内心理想、个人成长、人物关系等等。
“比如赵安南，一开始只知道他是给志愿军开车的司机，但是我们总觉得这个人物有点薄弱，经过讨论，我们决定赋予他更多的过往经历和心路历程，使他成为一位曾经参加过抗战时期南洋机工服务团的爱国华侨，并将他的心声设计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我赵安南就是那个匹夫’。只要祖国需要，我就会赴汤蹈火。”类似的，一个个人物经此重塑，格局和气韵焕然一新，更让观众为之共情和牵绊。
张珂一直认为，对战争中的人的理解，会成为剧本能否立住的脊梁柱；战争电影不仅要讲述攻防的态势进展，更要讲述人的故事与成长。并且，除了让人物合理地参与历史进程，创作者还需要通过他们将七十多年前的战争，与当下观众关于电影的审美和情绪连接起来。
《志愿军》三部曲中的虚构人物，如李默尹、李晓、李想一家三口，杨三弟、吴本正、张孝恒、赵安南、杨传玉等，每一个都经过了复杂的讨论，使其均能在电影中呈现出一种人物构建上的新意，牵引着观众历经战争的宏观进程，也感知关乎个体的心灵史。
在具体的创作中，如何设置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异常重要。张珂举例说，在美国战争电影《珍珠港》中，基本人物关系是两男一女形成的三角恋关系；在我国战争电影《我的战争》中，基本人物关系则是一男一女，一个军官和一个女战士之间的情感关系。
而在设计《志愿军》的主要人物关系时，他最终选择了以一家三口为核心，是因为“家”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当代观众能够高度共情的。
“这一家人虽然历经战乱离散多年，但在战场中又重新团聚，这种从小家到国家的类比关系，能够触达中国人的情感共鸣。通过这一家人的故事，能够展现战争的残酷和人的坚韧，以及为何而战的意义，也能让家国情怀与英雄儿女的经典理念相得益彰。”
“巨构式”剧作的点、线、面
战争电影有多种叙事模式，其中全景式战争片，注重突出文献性和史料性，更多地是基于一种庞大的巨构式叙事模式，将战争背景、进程以及结果进行全面展示。
张珂介绍，从一开始，《志愿军》的定位就是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战争的鸿篇巨制，但新主流战争电影在以当代观众为目标群体进行创作时，也需要考虑到他们审美需求的升级换代，观众不仅对电影的节奏、情节奇观有要求，同时对人物的情绪也有强烈的共情需求。因此，在创作中，他和陈凯歌导演以真实史实和虚构人物故事线兼备并重的逻辑支点，多视角、多线程地对其排兵布阵。
比如，辛柏青饰演的李默尹作为中央军委的高级参谋，在第一部时就被委派去实际战争中学习现代战争的打法，也因此获得了一种自由度。在志愿军司令部的批准下，他先后参加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中118师的两水洞战斗，见证了首战首胜；在第二次战役的时候，他又主动向彭德怀提出自己要下部队去江潮的38军113师，也伴随着113师参加了强渡大同江、奔袭三所里，后来又参与了112师335团1营3连血战松骨峰的重大历史事件。
在第二部中，李默尹向彭德怀请缨赴63军189师参战。李晓则在第一部参与了中国外交代表团赴联合国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之后，于第二部参军，受命赴63军担任英文译员。而她的哥哥李想则是第63军188师的1营教导员。63军并不是一开始就入朝的，当时的驻地是在陕西，1951年2月才进入朝鲜。于是，在铁原阻击战中，李家三口终于得以久别重逢，从而完成了历史进程和个体叙事的命运契合。
真实史实是树干，而虚构人物有的如同枝叶，有的如同藤蔓，他们既牵引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节点，又在根源上介入其中，从而生发出人物自身的成长弧线。
张珂以杨三弟举例说明单个人物的设计弧线。第一次战役的两水洞战斗中，杨三弟作为一名118师的新兵，因为不会开火箭筒保险而导致报务排全员牺牲，李默尹将痛不欲生的他带到了志愿军司令部，而毛岸英给予了他春天般的温暖让他得以恢复。谁料，杨三弟却见证了毛岸英的壮烈牺牲。他并不知道毛岸英的真名，只知道他叫刘秘书。这也是他在第二部里成为战损记录员的原因，因为他此时的信念就是：要让每一个牺牲都得到证明。在铁原阻击战中，他也最终操作火箭筒摧毁了敌军坦克，那一刻，杨三弟突破了自己的心结，成为了真正的战士。
这种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的共振，使得历史具有了一种个体的视角，从而更加适配当下观众的观影情绪和情节期待，也均衡了强视听大场面所不可避免附带的具体情感上的空置。
国家领袖的意志、志愿军将领的决策、虚构人物和基层指战员也构成了“点线面”的叙事逻辑，开枝散叶，支撑起影片的庞大身躯。在创作时，需要基于严肃史料，按照时间轴选取抗美援朝战争时间轴上的重大事件和重大节点，再通过影片所虚构的八个人物成长经历，绘制出一幅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的英雄儿女群像，搭建起一个饱满立体的故事框架。
“讨论剧本的时候，陈凯歌导演强调我们要不停地给故事设置危机，所以按照我们点线面的叙事逻辑，点的选取就是历史上一个个真实的危机时刻。”
基于这些创作逻辑，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中，《志愿军：雄兵出击》选择了表现118师首战首胜的温井两水洞战斗；第二次战役则选取了38军113师奔袭三所里的人类轻步兵奇迹和112师1营3连血战松骨峰的事迹，并让其与在联合国的外交战线交相辉映。
《志愿军：存亡之战》中则简略表现了第三次战役志愿军攻克汉城的历史画面，第四次战役却重点表现了砥平里战斗的失利——实则是欲抑先扬，塑造出敌军总司令李奇微的老谋深算和凶狠强势，为第五次战役浓墨重彩的铁原阻击战进行铺垫。在第五次战役中，进攻阶段以李想所在的63军188师突破临津江雾中大战比利时营作为代表；在转移阶段则将李晓、孙醒、吴本正、杨三弟、赵安南、张孝恒等人，合理地与坚守铁原的63军的李默尹、李想、杨传玉汇合，从而以全员上阵、众志成城的方式与气势展现了铁原阻击战的残酷悲壮与铁血豪迈。
“在未来的第三部中，我们也会根据抗美援朝历史事件轴，继续展现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敌我双方开展的停战谈判和‘边打边谈’，而发生于1952年10月举世瞩目的上甘岭战役和1953年7月27日的停战协议签订等重大事件，亦会出现在影片中。”
真实历史是已有定论的，但是第三部中的虚构人物又将经历怎样的命运和成长？他们之间的人物关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无疑都是最牵动观众的叙事密码。张珂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剧作尝试，但我们能做到的就是：真实历史的波澜壮阔，与那些闪烁在历史长河中的晶莹水光，都是我们同样珍视的”。
浪漫的符码与细节的力量
《志愿军：存亡之战》上映后，影片结尾李想牺牲前所舔舐的“天明”牌水果糖纸，突然成为了影迷们追寻的明星产品。“李想牺牲前到底有没有尝到一丝甜味”，成为了被李想感动的人们心中的意难平。
值得欣慰的是，这家建厂八十多年的老店还在，商家紧急复刻了同款水果糖，还特别解释“因为老式糖纸是蜡纸做的，所以应该还沾了一些糖的碎屑，李想最后是尝到甜味的”。
数万份赶制出来的水果糖快速销售一空，无数观众带着糖二刷三刷电影，并纷纷在社交媒体留下了“糖纸还有甜味，李想尝到了”的“repo”。这些交互式的观后感与自来水式的“为爱发电”，成就了勾连银幕内外的一份动人情感。
还有些心思细腻的影迷去查影片中李晓送给李想的那朵干花是什么，结论是这朵花又名“死不了”，寄托着妹妹对于哥哥平安归来的祝福。
而当片中63军军长傅崇碧下令1营撤回，李想说出“我们已经回不去了，你们继续前进”的台词时，很多已到中年的观众在泪目之余突然意识到：这不正是在致敬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中英勇牺牲的81192号战机飞行员王伟吗？
这一个个细节，皆是张珂在剧本创作时就预置的巧思。“我认为中国式的浪漫和审美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寓情于物。所以我个人的写作习惯也是特别喜欢使用道具，通过寓情于物的方法，给予观众更强的情感体验。”他非常注重这些细节，因为他觉得“电影首先是视觉的艺术，也是一个细节的艺术。钥匙、花和糖其实都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东西，而恰是这种常见性，会让普通的观众能迅速地建立起与戏中人物之间的共情”。
在李想最后的牺牲时刻，他看见洪水奔涌而来阻止了敌人的进攻。洪水来自于他父亲李默尹在曹村水库血战后才打开的水闸。他的耳机中传来的是妹妹的声音，手里是妹妹送的花，还有爸爸送给他、他又给妹妹吃完后唯独剩下的糖纸。最后，李想把包裹着糖纸的花放在了水流之中，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家人最后的团聚，亦代表他们就此天人永隔。这种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剧作处理方式，构建出了特有的情感象征系统。
除了李想牺牲时的铁血柔情，《志愿军：存亡之战》中还有1营反攻一防前，战士们一起讨论芒种节气该种大豆还是芝麻的温情一幕。在对“联合国军”前线的广播中，李晓喊出“你们可以开枪，但你们杀不死这歌声”，并唱出《河边对口曲》吸引敌军注意力和鼓舞我军士气。又有冲锋中，战士们一个接一个报出的家乡名。种种场景一起将“家”与“国”紧密联结，唤起了观众对家国情怀的强烈共鸣。
关于“芒种”这个细节，张珂透露：“我会把历史的真实时间在万年历中进行查证，然后在时间上做文章。”当他发现铁原阻击战最艰难的那日，正好是芒种，联想到志愿军战士大多都是农家子弟，他们对于泥土的熟悉和对于家乡的思念是一种极其真实的情感。所以在战火纷飞中的片刻宁静，“这些关于田野和家乡的台词是真实而有力的，也为之后他们舍生忘死的冲锋反攻积蓄了足够的情绪力量”。
与以往大多数单一呈现男性视点的战争电影不同，《志愿军：存亡之战》对女性角色的细致刻画及对女性的平视，以一股清流触动了年轻观众的DNA，难能可贵。
张珂分享他对女性角色的设计思路：“无论是第一部里对毛主席说会用身体保护孩子们的林巧稚医生，还是贯穿电影的李晓，包括未来在电影中会出现的新的女性人物，她们都代表着觉醒了的新中国女性——她们在自己的岗位与男性并肩战斗，充满了女性的力量与人性的光芒。这也是让‘英雄儿女’这个词不再扁平的必要显现。”
包括李想在给1营战士做最后动员时说，“等赢了胜仗回国，过好日子，生儿子”，一旁的战士大声回应“我喜欢女儿”，李想说“我也是”——这样的细节，都离不开编剧在创作时更为细腻的用心和把控。赋予史诗中的人物以更当代的意识，对从前可能习惯的“忽略”以纠正，这何尝不是一种对更多观众无声的浸润呢？
“我一直认为铁血和温柔是并不冲突的，温柔并不是柔弱，而是一种关乎人性的关照，这也是我和观众交心的密码。”张珂说。
“一个人死了19万次”，他的顿悟时刻
《志愿军》系列拍了三部，张珂便跟了三部。他曾在大雪封山时戴着沾满雾气的眼镜审阅着手里的剧本，也曾在横店高温预警的酷暑趴在室外全是蚊子的小塑料凳子上用手机改稿。这一跟，四年弹指一挥而过。不光全程跟组，包括后期制作、甚至宣发路演，他都以极大的热情和责任心全程参与。
演员陈飞宇回忆道：“张珂老师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现场，如果剧本上临时有一些演员不太了解的部分，他都会及时地解答，你有任何的问题，都能找到他。”拍摄之前，张珂还给陈飞宇在微信里发了很多资料，关于松骨峰战役，关于历史上的三连，关于战争应激症，等等。陈飞宇说，“为了加深对剧本的理解，我当时看了好多他存下来的真实文献，这些都对我后来的实际表演很有帮助”。
朱亚文也谈了些他的肺腑之言：“跟张珂在一起工作是很舒服的。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他是一个百科全书一般的存在，各种军史细节他都了如指掌。包括这次路演的过程中，不管提到哪一段战役，他都能特别绘声绘色地把其中的人物背景讲述出来。张珂也是整个组里跟随导演陪伴我们演员时间最长最久的人，贯穿始终。他这个人性格上很乐观，其实有给我们演员很多正向的反馈。我们偶尔可能会陷入创作焦虑的情绪里，他会用自己独有的编剧才华和魅力拉我们出来。感谢有他，也很期待和他的下次合作。”
在《志愿军：存亡之战》上映当天，张珂在朋友圈写下了一段话：
“电影《志愿军》共三部，去年此时，第一部《雄兵出击》上映，今年此时，第二部《存亡之战》上映，距离我第一次跟陈凯歌导演开剧本会已横跨四年。很多人问我在项目中的感受，我常会一时语噎，太漫长了，仿佛自己也经历了一场战争。
写乏了我会去公园散步，耳机里听歌最多的是《如愿》，脑海里会补《志愿军》剧本里的情节画面，于是脑补的MV伴随我在公园里走了一圈又一圈，不觉已是日暮，望着南飞的孤雁，常会眼角湿润。那一刻，我在想，那些镌刻在历史中的钢铁军人会不会在异国战地也有怅然的一瞬？
战史是极其枯燥的，兵力数据、战场态势、攻防路线、包括阵亡人数，我常常困在浩瀚如海的数据中无法自拔，直到有一天凯歌导演跟我说，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牺牲了197653人，换个角度想，是一个人死了197653次，这个人是中国人，名叫志愿军。
那一刻我明白了，我们写的是战争中的人，关乎人的信念、人的情感、人的关系、人的成长。于是，李家三口、吴本正、孙醒、杨三弟、张孝恒、赵安南、杨传玉、郑营长，以及那些舍身参与这场存亡之战的中国人，陪伴我度过了漫长的剧本创作期和驻组拍摄期以及后期制作过程。四年里，他们成为了我的亲人与挚友，也让这部巨构体叙事的三部曲史诗电影具有了人的体温。”
特此鸣谢演员朱亚文、陈飞宇及团队对本文的支持
THE END
